在1755年遥远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改编的戏剧《中国孤儿》在巴黎上演并轰动了法国剧坛。作品中浓厚的东方情节和宣扬的儒家文化使中国题材在那里风靡一时。正如启蒙思想成为法国文化底蕴中的重要部分，东方元素也是文学家们久久不能割舍的情怀。上世纪法国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圣-琼·佩斯曾在北京郊区管家岭创作了《阿纳巴斯》并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亨利·米绍在其散文诗集《一个野蛮人在亚洲》写道“当我看到印度，当我看到中国，我第一次觉得地球上有的民族堪称实实在在的民族。”实际上，从十九世纪以来，“东方旅行”成为诸多法国诗人不可或缺的功课与不竭的创作源泉，这恰似中国当代诗人为寻求灵感的青藏之行。

　　安德烈·维尔泰先生延续了这一传统。他长年在阿富汗、印度等国留居，也长时间旅行西藏。他说，“这是逆向的奔跑，自西向东，反向。冒险而幸运，向太阳升起的方向，义无反顾。” 在旅行工具如此发达的今天，他依旧用脚步丈量神秘的亚洲高原，让旅行一词真正回归了“行”的本义。而这种“行”，又带着深刻的思辨，成就了《远航》对于二十世纪下半叶法国散文诗传统的发展。《远航》一书表现的“岩壁、山谷、森林”等空间意象与“攀登、漫步、俯瞰”等行为意向，指涉着人类生活的场所和行为状态。

　　《远航》充满了对《阿纳巴斯》的呼应。佩斯曾在诗中喊出“危险来自文明！”，而《远航》中漂泊异乡的诗人道出：“这朝圣之路，只通向戈壁滩和东方的沙漠，还通向让人类亡命天涯的海市蜃楼。”佩斯认为“与习惯决裂的人是诗人！”，维尔泰则再次答道，“对于我们这种不远为地球增加人口的人，最美好的帝国就是漂泊，就是流浪，就是无牵无挂。”

　　漂泊是一种生活感受，更是一种存在美学。在现代化已经将时间和空间切分到无比细微的今日，难得再有这样绵延的状态，漂泊更是一个横跨了时间与空间的词汇。我们想象诗人以一种艰辛的方式行走，正如阿多尼斯所言“你的抵达，往往是你真正行程的开始”，没有终点，却可以随时驻足“与灵魂契合的是放任不羁”。

　　“草原尽头我两手空空，悲痛时握不住一颗泪滴”——1988年的盛夏，海子在接近天空的青海德令哈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我们很难说它表达了爱情的忧伤还是终点、起点转换时空洞的悲凉。与天才诗人兰波刻在大学墙壁上的“生活在别处”相仿，我们也都在渴望某种意义上的“远航”。

　　“生活在别处”尽管只有短短五个字，许多人仍是穷其一生却未曾抵达。我们无法考量作为群体的“人们”，是如何实现这种年轻的生活理想。但作为个体的“人”，或许“我”可以像《远航》那样，“从经度和纬度，没有任何立法者、教化者、法医可以禁止我去爱，去活，禁止我为了冒险而不惜付出生命。”